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赢得位置，靠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组织能力：政府引导、龙头带动、产业链集聚。从家电到新能源汽车，从沿海到内陆，这套逻辑反复被验证。

其中，“合肥模式”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经典样本：其以市场资本以及国资引导先进制造龙头项目落地，再围绕整车、电池、零部件形成集群。这套集中式增长逻辑，让其迅速实现产业跃升。

但这套模式对工业发展的禀赋要求较高。区位条件、产业配套、资本实力，乃至主政者的胆魄和决策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

在这么多约束条件下，其他城市和区域还有哪些答案？换言之，当投资和制造模式转向消费与服务驱动，还有哪些产业同时也能让县域、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更广泛地参与增长？

入境游，正在成为一个合适的锚点。9月10日，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在服贸会上发布了《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下称“报告”）。报告的一个创新，是把旅游业与汽车制造业放在一起比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增长机制。

01、从龙头+供应链到消费+场景：另一种增长逻辑

合肥是中国集中式增长逻辑最典型的区域样本之一。

2008年，这座城市拿出当年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引进亏损中的京东方，此后京东方成长为全球最大显示面板制造商之一。2020年，合肥又以国资入股蔚来，随后比亚迪、大众安徽相继落地。

到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37万辆，连续两年坐稳全国城市头把交椅；整个产业集群营收突破6000亿元，三年连跨三个千亿平台；且已聚集多家大型整车企业，核心零部件企业约600家。同年，合肥GDP达到14210亿元，增长6.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0.4%。

当然，这不只是合肥一城的故事。深圳从代工制造转向电子信息与新能源，苏州从外资制造业高地转向生物医药与纳米技术，常州从传统工业城市切入动力电池赛道，它们都共享同一套组织逻辑：政府引导、国资入场、龙头带动、产业链集聚，形成纵向整合、集中突破的增长方式。

但这套模式的能量有多大，它的边界就有多清晰。

首先，它高度依赖龙头项目、资本投入和工业基础。合肥引进京东方时敢拿出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个家底和魄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广义层面的损耗。高峰时期，全国涌现近500家各类造车企业，品牌数量一度超过300家，多地盲目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最终引发价格战与产能过剩。当各地招商引资竞争加剧，税收、土地、基金优惠层层加码，重复建设与产能风险随之上升。

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中国经济的消费结构长期失衡。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2025年服务消费支出占比约为46.15%，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仍相差不小。制造强、服务弱，实物消费强、服务消费弱的格局，虽不是某一个问题造成的，但集中式增长逻辑本身确实难以单独解决消费与就业的广度问题。

而在这一背景下，今年服贸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这份报告，通过旅游业与汽车制造业的比较，重新审视了入境游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产业价值。

一是与高度集聚的制造业相比，旅游业参与主体更广泛，对大型资本和产业集群依赖较低，具有更强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区域适配性。

汽车产业更像“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产业”，旅游产业则更像“游客需求激活一座城市”。一次旅行会同时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演艺、会展和地方体验，其辐射的消费和就业，能够扩散至更多城市、县域和小微商户。

二是区域更灵活。制造业的布局有硬约束，要有港口、铁路、能源、供应链半径，企业才愿意来。但旅游业的“原料”是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恰恰是不可移动的，它们本身就是吸引物。

换言之，旅游让地方禀赋直接面对市场，而不是等产业转移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县域、边境地区和中小城市，即使不具备发展大型制造业的条件，也可以依靠文化、生态、美食等进入全球旅游市场。

其中，入境游尤其特殊，它把海外消费引入国内，连接大量中小经营主体和服务场景，是服务出口与消费回流的交汇点。

因此，当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广域、均衡的增长新需求，旅游产业正成为观察这种增长方式的窗口，而入境游也成了其中最具增量价值的切口之一。

02、一次旅行激活一座城市：从纵向链条到消费网络

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成为了当前消费需求中的重要质量。

但报告同时指出，入境游的客流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消费优势。2025年中国入境游每人每次国际旅游收入为357.3美元，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1%。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深度与服务转化效率，成为入境游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命题。

对此，报告构建了由旅游供给能力、目的地吸引力、交通可达性、服务质量与体验、综合社会经济环境组成的五维分析框架，打开了从“游客到访”到“消费实现”的转化过程——研究显示，提升服务质量与体验对释放入境游增长潜力的作用最为明显。

行业反馈同样清楚：入境游客的痛点集中在语言沟通、产品理解、行程衔接和突发情况处理等环节，其中行中服务问题尤为集中。这些痛点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横跨酒店、旅行社、景区、支付、通信等多个主体，需要整体系统性的同步改善。

通常而言，先进制造也通常有“链主”的角色统筹上下游，而分散的旅游业，则有谁串联起上下游的整体优化呢？报告提出了另一个洞察：中国旅游市场具有压缩发展的特质，供给与线上渠道同步发展，而这导致中国的OTA平台比其他市场更深入地嵌入到了产业供给。

事实上，海外成熟市场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已经形成成熟的批发、分销、地接和品牌体系，平台更多承担交易撮合功能。但中国市场的供给和渠道几乎与互联网同期发展，旅游供给分散度大、连锁化率低，行业内以中小商家为主，大量商家缺乏海外获客、语言服务、支付对接和产品包装能力。

这意味着，国际化适配靠单个商家很难完成。平台在中国不仅要撮合交易，还要嵌套进供给重塑，需要帮商家补上语言、支付、展示、服务标准等能力短板，把海外需求真正落到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上。这比单纯做一个流量入口要重得多，也难得多。但恰恰是这种“重”，决定了入境游能否从客流转化为消费。

也正因如此，类似携程的角色不只是一个预订平台。它更像一个产业组织者。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服务的标准化。旅游一直都是一个非标商品，如何标准化保障游客体验其实都是难题。服贸会现场，北京锦和旅行社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在携程运营团队帮助下，建立了覆盖行前、行中、行后的标准化服务体系，从传统B2B地接社转向直接服务海外消费者的小团定制团队，人员规模由最初6至8人发展到20余人。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携程平台服务入境游客接近1500万人次，入境订单量同比增长95%。这些数字背后，是平台把分散的供给能力，一点点组织成可复制的服务标准。

携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带来了多少流量，在于它把一套可复制的服务能力，下沉到了那些原本没有能力直接面对海外游客的中小商家。

03、从预订平台到产业组织者：携程如何连接全球需求与中国供给

上述这些是携程过去十几年赋能入境游的一部分动作。如果把它的布局放到报告的五维框架里看，会发现一条更完整的线索：从吸引游客，到接住需求，再到让消费顺畅发生，携程的动作恰好覆盖了入境游转化的主要环节。

在目的地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方面，携程联合成龙面向国际市场推广成都、桂林、洛阳、大理和敦煌，带动五座城市入境门票预订量同比大增。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携程还推出免费半日游及相关城市服务，累计覆盖超过3万人次，游客来自近130个国家和地区。在机场，携程则设有入境游服务柜台，帮助游客了解支付工具、通信网络、交通接驳和行程安排。

服务质量环节上，携程平台借助AI能力，为国内8000多个景区和45万家酒店提供最多16种语言商品信息展示；协助170多个景区上线多语种网站，在近300个景区部署多语种自助售票机；通过商户培训帮助酒店优化外文名称和产品展示，降低跨境交易与履约门槛。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携程平台接入境游订单的境内酒店达到13.9万家，同比增长33.6%；四线和五线城市入境酒店商家分别同比增长46.2%和47.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增幅。由此可见，入境红利正在向中小商家和非门户目的地延伸。

而在综合社会经济环境层面，自2017年起，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持续推动携程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出入境旅游研究报告，聚焦多项核心议题建言献策。这些看似离交易很远的工作，实际上决定了入境游的底盘有多宽。

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在服贸会现场表示：“作为连接国际游客与中国旅游供给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持续投入，为中国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消费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贡献力量。”

把全球需求拆解成商家能执行的动作，再把分散的供给能力组织成可复制的服务标准，携程以自己的角色参与到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当中。

“合肥模式”之外，平台组织下的旅游现代服务业，正蕴藏着中国经济的另一个转型密码。